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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配偶能否诉请法院解除该同居关系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第一条的理解与适用
作者：杜开林、周冬林 作者单位：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：中国法院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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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>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解释（二）》）第一条规定：“当事人起诉解除同居关系的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。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，属于婚姻法第三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四十六条规定的‘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’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。”根据该法条的规定，有配偶者与他人（下称第三者）是“当事人”，可以诉请人民法院解除双方的同居关系，自无异议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就产生一个疑问：有配偶者与第三者同居，有配偶者的配偶（下称配偶）依据这一法条的规定，诉请人民法院解除有配偶者与第三者的同居关系，人民法院是否应予受理，经实体审理后判决解除这一同居关系？根据《解释（二）》第一条的规定只有“当事人”这一法定的主体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解除同居关系诉讼。因此正确厘清“当事人”的范畴与外延对该法条的适用至关重要。
一种观点认为“当事人”的范畴仅指向客观形成同居的男女两性，即指“有配偶者”和“第三者”，并不包括配偶。
这从《解释（二）》第一条的第一自然句中对“当事人”表述的指向就可以看出，只有实际形成同居关系的男女两性才是同居关系的客观经历主体，即“当事人”，除此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都不是法条所指的同居关系的法律主体，配偶亦在排除之列。“从现代社会权利结构来看，个人自由、私生活的隐私权要高于配偶身份权，对此法律不宜管得太宽。婚姻毕竟还是以爱情为基础，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条件下，传统的道义仍然有着极强的说服力——忠诚是可敬的，背叛是可耻的，贞守是可敬的，放纵是可耻的……在这些道义仍被宣扬并主宰着我们的精神家园的时候，法律应该并且止步于卧室之外”。当我们对一个循环运用的概念进行文义解释时，法律概念前后一致性与等同性是基本的常识，况且又是同一法条中前后邻近出现、法律概念发生衍化的可能性不存在，因此《解释（二）》第一条但书中“当事人”的法律范畴应受先前“当事人”的范畴管领，故但书中的“当事人”并不包括配偶，配偶不是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解除同居关系诉讼中的适格的民事主体。因此配偶无权诉请人民法院解除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所形成的同居关系，即使提起诉讼，人民法院也裁定不予受理。
另外一种观点则与此截然相反，认为：《解释（二）》第一条但书中“当事人”包含了配偶。
配偶对解除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所形成的同居关系具有诉权，配偶是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同居的直接受害者，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同居不但侵害婚姻法的“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”这一法益，而且还侵害了配偶的配偶权——要求对方忠贞、同居等的权利，因此配偶是诉请解除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同居关系的当之无愧的“当事人”，试想谁对自己的配偶权最为关心，是配偶。因此配偶可以依据但书的规定诉请人民法院解除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的严重侵害我国婚姻法法益的违法民事关系——同居关系，对此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，经实体审理后，判决予以解除，以保护配偶的合法权益。
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。
同居（婚姻法意义中的），是指男女两性为了一定的需要，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状态，如未婚男女的同居、缔结婚姻的同居等多种形式。
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、人们（包括立法、司法机关）对同居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较大变化的过程：从一开始将未婚同居视离经叛道、洪水猛兽，并贴上“非法”的标签，称之谓“非法同居”，一经诉至人民法院，不允许当事人撤诉，一律判决予解除；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人们的观念逐步发生了变化，对未婚同居给予了更多宽容和私人空间，取消了“非法”的说法，称为同居，如果诉至人民法院，不再是持强制解除的观点，当事人可以撤诉、调解结案，司法逐步从私人领域中退出，避免陷入尴尬的境地；时至今日，人们对未婚同居的观念发生巨大的转变，尤其是司法机关，认识到未婚同居是男女两性双方的私人事务，同居生活状态是当事人自己意愿支配下所做的行为选择，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判决所能强行控制的，当事人选择同居与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当事人可以选择不同居，也可以选择同居；同居关系并不是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，对同居的评价应交给道德进行评判，当事人双方都已经和好，又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，法律进行过多干涉，人民法院将陷入无以复加的尴尬境地，人民法院判决的权威受到挑战。因此《解释（二）》第一条明确表态：“当事人起诉解除同居关系的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。”
但对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所形成的同居关系，不再仅限于道德谴责的范畴，我国新修订的《婚姻法》第三条明确表态“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”，将禁止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同居上升为法律强制性规范，是真正的非法同居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有学者认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“违反了我国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原则，但还没有对一夫一妻制形成公开的挑战。” “因此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不能用刑罚的手段进行处理，而只能作为一个民事问题来解决。问题是，作为民事问题处理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作为侵犯配偶权问题处理。”而且我国司法机关对这一原则的贯彻并不是十分有力，并没有赋予更多的途径和救济手段解除或制裁这一违法行为，对配偶权的司法救济途径十分有限，最终只有离婚一条进路可走，弱化了法律规范的强制力，使得立法的表态成了简单的法律宣示，苍白无力，面临适法的困境，
1、《婚姻法司法解释（一）》规定配偶的配偶权受侵害时，只能向侵权相对方——有配偶者请求损害赔偿，并对这一损害赔偿的提请设置了前提条件，必须以离婚事由的出现方可行使，而且配偶无权向第三者请求损害赔偿，使得配偶试图在配偶权受侵害时，通过对有过错方或第三者实行经济制裁、剥夺、削弱同居双方的经济能力努力化为乌有。我国学者普遍认为配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对配偶精神损害的填平，补偿。然配偶提起损害赔偿，不但具有填平的功能，更重要意义还在于存在惩罚功能，没经济基础保障的同居“爱情”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，不得长久，这样“有配偶者”就能尽早迷途知返。依据《婚姻法司法解释（一）》受配偶权侵害的配偶，可以在离婚时向有过错方配偶提起损害赔偿请求，但离婚的决定又是何等的难以抉择，如果无过错的一方迟迟不选择离婚，有过错方亦不选择离婚，则侵害一直会持续下去。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同居，我自逍遥法外，而配偶却独守空房，徒唤无耐。如此一来只有选择离婚这一条路。
2、也许有人想到了刑法，可以追究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的重婚罪刑事责任。刑法第258条规定：“有配偶而重婚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，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我国重婚罪的构成以结婚为客观要件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存在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两种表现形态，司法实践中，司法机关对重婚罪的构成客观要件持扩张解释，并不以登记结婚为重婚罪唯一表现形态，还包括“以夫妻名义”方式存在的同居形态，如果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以夫妻名义同居就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。如果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并不以夫妻名义同居，则刑法也无可奈何。况且我国婚姻法在立法时已明确将“重婚”和“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”同时列为婚姻法第三条禁止的行为，这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交叉性，是平行性的法律范畴。想一想，还是离婚。
3、也许有人认为，既然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，存在过错，根据法律的规定，无论是有过错的一方，还是无过错的一方，都有可选择离婚。仔细分析，正是由于法律的设计，导致离婚成了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同居后，当事人唯一的选择，是法律逼人走上离婚的道路，离了一了百了，否则只能消极地等待，等待负心人的良心发现。多么心酸。不由得让人对立法、司法机关的出发点提出了质疑——究竟是合法婚姻的同居关系受法律保护，还是非法的同居关系受法律保护，法律保护谁？
笔者认为离婚是当事人的一种选择，但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择，当事人可以采取更为积极的方式维护自己神圣的婚姻的完整性，即请求公权力介入，解除他们的同居关系。
在现实生活中，不但无过错方配偶存在愿意离婚与不愿意离婚之分；而且有过错方配偶亦存在愿意与不愿意的情形。虽然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同居，但只是一时的失足，如不借助外力，有时难以醒悟和摆脱纠缠。而且“有配偶者”与配偶之间仍然存在深厚的感情，以离婚这一方式结束双方的婚姻，对配偶双方来讲都是一种非常残忍的结局，而且对子女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生活中，一些有贪欲的、发生婚外情的“有配偶者”，幡然醒悟后，又能与配偶一直生活得很好。如果不允许配偶一方诉请解除非法同居，而让合法的同居最终解散，立法的用意何在？司法的意义何在？法律最终选择了保护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的非法同居，因为最终解散的是合法婚姻的同居，而不是“有配偶者”与“第三者”的非法同居。善良人们的感情受到了司法的极大伤害。对遵纪守法的公民和婚姻的忠实信徒而言是极不公平。配偶是自我婚姻最好的维护者，法律不应过多限制配偶救济的途径，包括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。
因此笔者认为，为了更好地贯彻婚姻法“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”这一强制规范的规定，保护合法婚姻的同居权，丰富无过错方配偶的自救手段，弥补行政机关监督和制裁“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”这一违法行为的局限性，应赋予无过错方配偶诉权，请求人民法院解除有配偶者与他人所形成的非法同居关系。从而通过司法与行政救济所形成的双轨机制，保护合法婚姻的同居关系，以彰显法律的尊严。
